当前位置: 调研园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和程序研究

作者:常虹  发布时间:2016-01-19 10:02:04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2012年,全国人大公布了新修的《刑事诉讼法》,新法在“两个规定”的基础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证明责任等内容,并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随即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事审判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从司法实践情况看,各地法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非法证据排除难?难在哪里?笔者从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界定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启动难”等问题出发,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和程序两方面入手,探索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方法和途径。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界定

非法证据范围界定难,难在非法证据的定义在学术届和实务届并没有统一的概念,难在欲准确地界定具体司法实践个案中某一特定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不同的执法主体的各执己见难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性。要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界定的难题,必须要厘清几个概念。

(一)非法证据的定义。

《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规定可以看出,非法证据,强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而是证据的证明能力,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重点在“非法”二字上,所谓“非法”则指“非法方法”和“不符合法定程序”,明显限定了取证的主体,即国家职权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一点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尊重与保障人权规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遏制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取证行为,杜绝冤假错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以上可以得出,非法证据,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刑讯逼供或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辞证据以及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并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不能补正的书证、物证。

(二)非法证据的种类。

我国将非法证据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一类为非法实物证据。根据“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争议较多”,这一条款可以看出,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同时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又不能补正的即为非法实物证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行政诉讼法》列举的其他证据并未在非法证据之列。

(三)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差异。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言词证据,采取绝对排除的方式,“应当予以排除”很明显的解释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对于“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的非法实物证据,采取的是可补正的相对排除原则,也称自由裁量式的排除,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经确认取证手段 “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法庭应当责令公诉方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也不得将该物证、书证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非法实物证据要比非法言词证据相对宽容。

(四)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实践中大量存在以排除非法证据的名义排除了诸多瑕疵证据的现象,什么是瑕疵证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做了明显的规定,比如“侦查人员询问证人‘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侦查人员讯问被告人时‘没有签名的’,或者‘首次讯问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以上都是瑕疵证据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瑕疵证据包含的种类多,如勘验、检查笔录等等;瑕疵证据的违法性存在于收集证据的程序和证据的形式中;瑕疵证据的违法程度要轻微,并且具备可补正性。通过做出合理解释或说明后,即可以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

(五)关于非法言词证据“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中“等”的争议。

看过最多的争议莫不过于各界学者关于“新旧刑诉法”对于“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的规定了,到底“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证据属不属于非法证据?应不应该排除?旧法直接将其与“刑讯逼供”并用,而新法则将其单列,表述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没有对“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进行明确排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学者认为,变相肉刑,即精神摧残。而精神摧残手段应当包含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笔者认为,以 “引诱、欺骗”取得的供述或陈述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中,侦查讯问技巧含有适度引诱、欺骗,所以不分程度的将其全划为非法言词证据,似有不妥。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特别恶劣、严重的威胁、引诱、欺骗应当被禁止。引诱、欺骗给被告人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心理强制的,应当适用该规则予以排除。

(六)非法实物证据中的“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含义。

什么是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非法证据规则关注的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违反法定程序主要包括搜查、扣押以及技术侦查等措施方面,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应当指的是收集实物证据的过程中,故意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因为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情况特殊,十分紧急的情况,可能没有搜查证,就进行了搜查,那么这个时候,新《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如果可以做出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即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程序辨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启动概述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除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不明,认定标准不清以外,很大程度也在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由此可见,非法程序排除规则的启动程序,根据阶段的不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程序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2013年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可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若发现证据是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

同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第六十八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对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主动性发现排除,一是对于自侦的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发现是非法证据也应排除,二是在侦查阶段没有发现,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发现的,检察机关也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做出排除决定。另一方面,被动发现排除。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通过报案、控告、举报的形式,反应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检察机关是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的。

二是审判阶段的排除程序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可见审判阶段的排除程序启动申请者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但是启动者均是审判人员。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依职权发起,法官在审理之时发现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依职权主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二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审前,或庭审时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审判机关应当启动。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 ,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 ,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按指印。如果是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 是非法取得的 ,可以口头的形式直接向法庭提出。《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以上规定了申请的时间和形式,一般情况下申请在开庭审理前提出,这时候需要提供书面的申请,例外情况,可以口头提出。《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可见,申请时还要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是重要的条件。

(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点分析

前文之所以,以时间为段,分阶段分析了非法证据程序的启动主体,是因为正是不同阶段排除主体的不同,造成了程序启动的不同难点。

首先,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启动程序的难点及解决途径探析。

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指控犯罪是双方的共同目标,案件的成功判决亦需要双方的紧密配合,若关键的证据被排除,无疑会让指控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而且会影响与侦查部门的关系,此外,排除非法证据无论是检查机关还是公安机关,就是进行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加上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履行调查核实等程序,消耗精力,在案件高发的情况下,公检机关办案压力巨大,内在动力显然是不足的。

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笔者建议完善侦查人员取证的制度性规定,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但是具体实践中,不乏取证情况时停止录音、录像的情况,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建立重大刑事案件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一方面防止录音、录像不完整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对于讯问人员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保障性措施。此外笔者建议,不仅仅是重大刑事案件确立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刑事案件应均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因为并不是只有重大刑事案件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其次,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启动程序的难点及解决途径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里的“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证明材料还要达到让法庭产生合理性疑问的标准。然而,在具体实践当中,被告人在审讯当中似乎没有办法来确认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而且也不乏个别侦讯人员故意隐瞒姓名或者在笔录上不填写审讯者的姓名、时间、地点等信息。没有达标标准的线索或者材料,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很难启动。

就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建议,首先完善审讯制度。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明确告知其法定的诉讼权利,讯问时间、地点及讯问人员的姓名。其次,要降低辩方提供线索或者材料的标准。可以采用更为宽泛的证据材料或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来证明,也不必都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只要被告人提出一定的线索,能够让法官产生合理怀疑,就应当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关于具体被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提供不详细,可以由公诉机关证明采证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反复强调的 “法治中国”以及“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提上了新的高度,然而作为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属于新鲜事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执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得出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于是,现实需要建立证据的相关制度,从而与现行的刑事审判制度接轨,以完善中国刑事诉讼审判与证据制度,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平等与正义,从而有效地保护人权。 两个《证据规定》,新《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完善的制度规定和正确理论导向,如何更好的完善相关制度,让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成为真正加强人权保障,促进程序公正的有力武器,更是每一位法律人,每一名司法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编辑:孙丽华    

文章出处:研究室    


关闭窗口